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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求受害者完美,是这个时代巨大的悲哀 --性别暴力的社会和文化根源分析
发布时间: 2021-02-12 16:14:04    来源:安妮        作者:   

对受害者求全责备源自父权文化的阴影

《诗经·邶风》里有一首《柏舟》,以一个女子的口吻叙述自己在婚姻中遭受欺辱,回娘家向兄弟诉苦,却反被斥责的悲凉之情:“我心可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诉,逢彼之怒……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上世纪四十年代,张爱玲受此诗启发,创作小说《倾城之恋》。小说中女主角白流苏婚姻失败不得不返回娘家,却不容于兄嫂,在夹缝中艰难求生,唯一出路是赶在能勉强蔽护她的母亲过世前再嫁,重获立锥之地。


公元2021年初,一篇题为《另一个拉姆》的文章被刷屏,引发中文互联网世界的一场风暴。然而网民争论的焦点不是追究家暴发生的文化社会根源以避免更多类似拉姆的悲剧,而是被家暴的女主角马金瑜是否值得同情,甚至涌现出铺天盖地的爆料和文章分析马金瑜的性格缺陷和分辨理想与现实的能力,讥讽她是自己作死。

这实在是很悲哀的一件事。两千年了,中国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和命运似乎并未改变多少。一旦婚姻触礁,哪怕受到背叛的是她们,受到精神和肉体虐待的是她们,最终承受责难和羞辱的却仍然是她们。国人对婚姻失败的女子苛刻凉薄,连骨肉至亲亦难免如此,更不要说旁观者。

狭隘和刻薄的结合成就了阴谋论

在《另一个拉姆》里,曾在中国知名媒体工作14年并获国际奖项,后来放弃职业远嫁青海的女记者马金瑜讲述了自己遭遇家暴婚姻失败,最终带着三个年幼孩子逃离藏区的故事。标题中她用去年因家暴而离婚却被前夫报复烧死的藏族女子拉姆自比,而这却成了她被攻击的一个主要理由。有人说她无法和拉姆相比,拉姆受教育少,自救能力弱,所以她无力逃脱危险环境,最终被害。而受过良好教育、见过世面的马金瑜自愿放弃光彩亮丽的职业嫁到偏远落后的藏区,完全是“犯贱自找”的。

 

网络上无数“聪明人”,将马金瑜过去数年的言行拿到放大镜下仔细检视,从她当年“闪婚”到如今自述惨痛经历的动机都分析了个遍,得出数个“事后诸葛亮”式的结论:假如马金瑜没有“文青病”,就该知道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就不该头脑发热嫁给和自己背景悬殊的扎西;假如马金瑜真的受了家暴,就该及时报警,怎能隐忍多年还生了三个孩子?假如马金瑜真是因为家暴婚姻破裂,却在逃脱两年后才发声,其中必有蹊跷......如此等等。

更有人接着挖出黑料,包括马金瑜创业失败负债累累,以及几年前在她和丈夫已分居期间,到高校演讲时却还鼓励女大学生们要“相信爱情”,“哪怕下一步是悬崖,不要怕,跳!”在此基础上,终于有人以最恶毒的恶意揣测得出结论:马金瑜当初鼓励女大学生“跳崖”是因为自己已入火坑,恨不能拉更多人陪葬;如今自述卖惨则是为骗取同情捞钱等等。

单从逻辑上来看,以上分析似乎也有些道理。可惜人性不是固定的数学公式,人生也不是设定的计算机程序。真实世界里,每个人身上都充满难以解释的矛盾,人生充满了难以预料和掌控的意外。再聪明的人也会有盲区和陷入牛角尖的时候。智商高如爱因斯坦,也会发生两脚穿了不同鞋子出门的囧事。这才是现实。当狭隘和刻薄相遇,原本很简单的事,就都成了阴谋论者眼里的巨大疑点。

世间无完人,凭什么受害者却必须完美?

马金瑜不过和无数普通人一样曾对爱情充满美妙幻想,她的爱情婚姻观和遭遇困境后的处理方式固然有可圈可点及可批评之处,她的自述对比其夫和当地官方通报的说法也有矛盾之处尚未得到澄清或证明,但这些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带着三个年幼孩子(且其中长子还有残疾)试图从失败婚姻中走出来重建生活的母亲。什么样的原因才会使一个女子决然走出婚姻 、什么样的女性才会在跌入命运底谷之时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残疾孩子?

那些此时站在智商和情商高地讥讽马金瑜的“聪明人”们,可曾想过,若按照他们分析使用的“逻辑原理”,他们自身也残缺不堪?因为“假如”他们没有这样那样不可原谅的毛病,假如他们的人生轨迹一直在“理性”轨道上运行,就不该没有哈佛耶鲁或者至少清北的学位以及人人艳羡的完美职业和婚姻......但现实世界里哪有如此完美的人?

这个世界不完美,我们自身也不完美,人们却习惯苛求婚姻失败的女性完美。一旦发现她们不完美,就将婚姻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她们,不但理直气壮地宣称这些陷入绝境的女性不值得同情,还不惜在她们的伤口上撒一把盐,冷嘲热讽一番。

系统性性别暴力的存在与教育和经济条件无关

若是拉姆没有死去,那些声称马金瑜不配和拉姆相比的人,也照样会在拉姆身上找出这样那样的缺点。即使现在已经是21世纪,父权社会的阴影从未走远。只要涉及两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错得多的总是女性。男性犯下错误,也是因为女性不够好或者被女性所激发出来的。两千年前《柏舟》里那个“不可以据”的兄长就是这样想的,如今那些斥责挖苦马金瑜的人,究其根本,也是一脉相承的思维模式。这种男权中心思维,才是性别平等最大的障碍,也是性别暴力长盛不衰的土壤。

托尔斯泰(Tolstoy)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每个选择隐忍的家暴受害者,都有各自难以摆脱的困境。家暴并不是偏远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专利,也不是只有学历低、经济独立能力弱的女性才会成为家暴受害者。家暴同样存在于上海、多伦多这样的国际型大都市,受害者中也不乏高学历女性。

上海报业集团所属的英文媒体Sixth Tone就在最近一篇报道中提到,上海一家反家暴公益组织的服务对象中有很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文中一位志愿者说到:“家暴作为一种系统性的性别暴力行为,并不会因为教育或经济条件的改善而消失。”

消除性别暴力需要社会对受害者给予更多宽容

几个月前,笔者曾采访过多伦多士嘉堡女性援助公益组织CWSS的负责人。采访中得知的两个细节留下深刻印象:其一是据加拿大的相关统计,每五位女性家暴受害者中只有两位会向亲朋或其他人诉说遭遇,向公共机构报告的比例则更低。其二则是根据CWSS工作人员的经验,每位最终向CWSS提出援助申请的女性,通常要经过和工作人员的七至八次接触才能敞开心扉透露自己的困境。

那些将矛头对准受害者的性格和能力缺陷大加批判的人,以及振振有词宣称自己并非支持家庭暴力而是提倡理性婚姻观的人,正是系统性性别暴力背后的帮凶。他们的噪音不但给施暴者及其同类提供了更多借口,而且就因为有太多这种“理性聪明人”的存在,使得家暴受害者更加倾向于选择隐忍。对多数女性而言,被自己最亲密最信任的人所伤害,本已很难直面,若说出来,还将招致他人对自己的百般挑剔和批评,将心比心,有几人能有这份勇气将自己血淋淋的伤口暴露出来,只为再添新的伤痕?

消除性别暴力不仅意味着对这种行为零容忍,让施暴者付出沉重代价,也需要社会对受害者给予更多宽容和理解。有人说,善良就是别人挨饿的时候,自己吃肉不吧唧嘴。你可以不认同马金瑜的人生观、婚姻观,也可以对她的行事方式提出中肯批评,但对一个陷入经济和精神双重危机、独自带着三个年幼孩子艰难求生的单身母亲吹毛求疵甚至冷嘲热讽来彰显自己的理性理智,怎么都显得吃相很难看。愿世间多一分厚道,少一些“静言思之,不能奋飞”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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