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伦多韩裔和华裔开的日餐才是正宗的
怎么会是这样一个标题来讲二战日裔的故事？只有看完了才知道。
二战时期日裔成为加拿大唯一集中拘押管理的族裔，而同是敌对国家的意大利裔和德裔，则仅仅是对那些有明显敌对举动的侨民进行拘捕和关押，大部分依旧过着正常的生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潜在的“白色加拿大”意识在发力，对亚裔的歧视在任何一个火星的引燃下都会急剧爆发。
（↑卑诗省日裔移民家庭被分散送往省内外劳动集中营 ）
随意搜查任意拘捕
由于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加拿大将日裔聚居的温哥华沿海100英里范围设定为战时特别区域，要求日裔迁出此区。加拿大皇家骑警除了扣押了日裔加拿大人所拥有的渔船和汽车等资产之外，还关闭了温哥华59所日语学校，以及全部的三份日语报纸。
最初，被视为敌对国的日裔加拿大人必须向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登记，且每两周报到一次。还要遵守从黄昏到黎明的宵禁，且不得改变住所，日常活动范围不超过家庭住址12英里的范围。
加拿大皇家骑警还对日裔多了以下权力：没有搜查令也可搜查房屋，不经审判就拘留日裔等。
然后，1942年3月，强制措施进一步加强，日裔加拿大人被集中安置到现在温哥华黑斯廷斯公园（Hastings Park）的位置，当时那里是一个巨大的马棚。日裔男女被分开安置，12岁以上的男性，均不能住在女性宿舍。
他们被没收的财产用来支付住宿和食物费用，搬离马棚后进驻的宿舍是临时建造的，里有一排排双层床，每张床的间距为3英尺，铺有稻草床垫。厕所是开放式的水槽用作，1,500名妇女公用10个淋浴间。
当时日裔曾经回忆说：铁制和木制框架的高低床，铺着一个垫子和三张军用毯子做铺盖，没有床单，除非你自己带。为了保护隐私，这些女性在铺位上挂着床单、毯子和各种颜色和种类的衣服做遮挡。一位老太太哭着说，她宁愿死也不愿来到这样的地方。
当然，没多久关押在黑斯廷斯公园临时集中营的成年男性，又被送往外地的路边临时兴建的营地去工作，留在该集中营13至18岁的男孩仍然单独居住，禁止与他们的母亲和弟弟妹妹见面。
后来，许多妇女、幼儿和老人被转移到遥远的、废弃的BC采矿城镇分散收容。比如Tashme等城镇位于距温哥华内陆约115英里（184公里）处，就是专门为收容日裔加拿大人而建的。
（↑ 一群被发配筑路的日裔加拿大人）
善意略表承诺有限
加拿大政府对如何管理这些集中的日裔也没有任何预案，最初打算让这些人无偿为私营企业打工，以此来支持私营企业收容他们。
但联邦政府于1942年2月又推出了公路营地计划，也就是在BC省国家干道路边的荒地上设立临时营地，用于收容他们，同时让他们从事一些养路维护工作。每个公路营地都配备了四名全副武装的皇家骑警，由于地处荒野，根本无处可逃，营地实际上是从事苦役的监狱。
到1943年1月，愿意搬到落基山脉以东的被拘禁者从纯男性的公路营地获释。许多人这么做是为了和家人团聚，全家一起远赴阿尔伯塔省南部和曼尼托巴省甜菜农场做工，虽然苦累，但至少是和亲人在一起。
但加拿大毕竟还有善良仁慈的一面，BC省政府为了防止“日裔受到不必要的刺激而报复社会，建议给予他们体面的待遇。”
BC的社会福利部门开展一系列旨在将日裔侨民“加拿大化”的活动，针对个体情绪进行帮助和同化，并逐步由日裔社工逐步取代白人来做这项工作，一般都是由女性来承担。认为越是在此时给予日裔人道的待遇，越能加强忠诚度，并有利于他们进一步加拿大化。
政府也向本地居民开展教育，纠正一些公民持有的极端观点，即日本人要么受到虐待，要么被没有尊严的喂食。同时承诺将妥善保管被暂时扣押的日裔资产，但这种承诺在1942年开始被打破。
（ ↑ 皇家骑警没收卑诗省日裔渔民的渔船）
万贯家财人去楼空
主要是因为成千上万的日裔背井离乡，集中营的住房再简陋也需要投资建设，还有饮食和护理等成本，于是政府决定让日裔自己承担部分费用。
1942年夏天，BC省安全委员会意识到建设拘留营的成本比最初估计的要高得多。到8月，支出已经超过50万加元，这已经远远超过最初的预算，而且成本还在不断增加。
最初，为了减轻政府预算的负担，决定让日裔加拿大人自己支付拘留费用。他们强迫日裔加拿大男子进入劳改营，并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这部分费用，还要支付其家人在其他遥远的拘留地点的费用。
与此同时，每一栋人去楼空的日裔家庭或公司，都会多次遭受窃贼的洗劫，政府已经无力依照承诺看管、保护这些资产，出售已在所难免。
1943年初，政府决定违反承诺，出售所有扣押的日裔财产，涉及近2,000处房屋、农场和企业。这些销售的收益将存入每个被拘留的日裔特设的账户。这些资金由政府控制，慢慢支付拘押他们的费用。
个人物品则通过公开拍卖出售，官员们让投标人决定自认公平的价格。1943年至1947年间，加拿大政府举行了250多次日裔加拿大人物品的公开拍卖，出售了大约9万件物品。其中炉子、取暖器、厨房用具和餐盘等卖得最好，只有那些对买家没有吸引力的东西幸存下来，比如相册、古琴和家庭神社等。
日裔加拿大人也收到了部分微不足道的款项，与他们原有的家庭资产相比，既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
万元渔船十元从军
成立于1943年的日裔加拿大人合作委员会(The Cooperative Committee on Japanese Canadians（CCJC)），其宗旨是为了捍卫日裔加拿大人的人权和公民权利。主要工作包括对战争期间日裔被没收的财产寻求赔偿，对当年驱逐拘押日裔事件进行调查，筹集基金打官司等。
据该机构的新闻公告披露，截至1943年1月的数据，日裔被没收财产的价值估计为11,525,000加元。被加拿大政府以超低价收购的近1000个日裔农场，后来又以低价卖给了归国的二战老兵。
比如，当时年近60岁的村上恒太郎在1930年代初期购买了27英亩的农场，1942年被政府强卖的时候，只获得了1,162加元。这块地到了1970年代再次转手的时候卖了300万加元。
一家日裔将近600英亩的土地仅仅以5,250加元的荒谬价格售出。
Hirasawa的农场在1911年买入价格为2,000加元，1942年之前每年都有6,000加元的收入，在1943年仅以2,377加元的价格强制出售，期间业主还有1.8万加元的改造投入都打了水漂。
其另一处财产是以350加元购买的一块土地，也以75价元的价格卖给了温哥华市，最终到业主手中的费用仅仅有49加元。
守夫于1936年在温哥华购买的物业，前面居住后面是一个制衣厂，当时估价为6,000加元，最后卖了3,000加元。家庭物品总价值为409加元，结果被估价师以40加元全盘买下。
国松一家最大的资产是一艘造价16,825.80美元60英尺长的围网渔船，而加拿大海军接手的时候只用了10加元。
（↑ 加拿大总理Brian Mulroney马尔罗尼在日裔加拿大人协会主席见证下向全体日裔加拿大人致歉1988年9月22日）
重点来了
二战时期的集中营除了掠夺了日裔的财富之外，也意外地改变了加拿大的日本料理。
靠海而生的日本人和日本料理，大多以海鲜为主要食材，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选择在温哥华聚居。二战时期的大迁移，迫使他们离开西部沿海而迁移到东部内陆省份，从而也失去了海鲜资源。
为了改善集中营单一的食物，他们开始从附近村庄购买当地食材，并在营地种植菜园，收获了白萝卜、草莓、玉米、西瓜、菠菜和卷心菜等蔬菜。以前日裔不太喜欢的乳制品，也逐渐被广泛接受。
如果有机会到本地日裔家做客，如果吃的日本料理和市面上韩国裔或华裔开的日餐不一样。别怀疑，韩国和华裔开的日餐是正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