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自行車到方向盤：女性爭取自由的百年征途

3月8日是國際婦女節，它源於19世紀末開始、席捲北美和歐洲的女性運動，旨在爭取婦女在經濟、政治和社會上的平等權利、改善工作環境及獲得選舉權。有趣的是，女性平等意識的覺醒以及對自由的追求，某種程度上，是由一項交通工具的發明所促進和推動的，那就是自行車。

騎行帶來的自由

許多女權運動先驅的回憶錄裡都提到了她們第一次騎自行車的興奮感覺，那是一種「原來我也可以這樣自由」的震顫。她們把自行車稱為「自由機器」(freedom machine)。對很多女性而言，自行車帶來的不僅是身體的自由，更是思想的覺醒。19世紀末，美國女權先鋒、教育家威拉德(Frances Willard)在53歲時學會了騎自行車，並寫下自傳《奇跡：我如何學會騎自行車》(A Wheel Within a Wheel:How I learned to Ride the Bicycle)，書中她描述了自行車給她帶來的打破束縛的快感以及掌控感：

「在那一刻，我意識到自己擁有了新的力量，一種通過意志力支配肌肉和機械的能力。這種感覺就像是學會了飛行。」

    威拉德學騎自行車的照片 (圖片源自威拉德自傳《奇跡：我如何學會騎自行車》)

法國作家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也在自傳裡描述了騎車前往巴黎郊外那種獨處的快樂。自行車讓她能夠「佔領空間」，而不是被囚禁在客廳的刺繡或下午茶中。

行動自由是所有自由的起點

自行車讓女性擁有了前所未有的行動能力，也促使她們擺脫那些束縛她們的笨重女裝。她們意識到，身體的自由，是通往精神自由的第一步。而當女性在街道上自由穿行時，她們開始反思：如果我能掌控自己的身體，為什麼不能掌控自己的政治命運？

這種覺醒迅速蔓延，成為一股集體力量。1896年，美國女權運動領袖安東尼(Susan B.Anthony)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出了名言：「自行車為女性解放所做的貢獻，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都要多。」這句話聽起來或許誇張，但細想之下，卻有其深刻的歷史邏輯。

    20世紀早期新西蘭印製的倡導給予女性和男性同等投票權的政治宣傳畫。作者佚名，圖源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圖書館。

19世紀末的西方國家，女性被維多利亞式女裝層層疊疊的裙擺、緊身胸衣和傳統社會期待所包裹。她們的步伐被禮教所限制，行動被家庭所定義。女性要外出，需跨越重重障礙：她們需要由父親、丈夫或兄弟陪伴乘坐馬車，雇不起馬車的女性則只能步行，而步行的距離和速度，將她們的活動範圍困在家門口方圓幾里之內。

    加拿大女畫家麥克尼克1914年創作的油畫《維多利亞裙》

騎行成就「新女性」

自行車的出現，像是在包裹住女性的重重帷幕中撕開了一道裂縫。騎上自行車的女性，不再需要等待男性來決定何時出門、去哪裡、走哪條路。而是擁有了屬於自己的路線和時間表。她們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掌控感：方向由自己決定，距離由自己丈量，世界由自己抵達。自由的風第一次穿透舊世界的重重束縛，吹進了女性的心裡。

這種物理意義上的鬆綁，帶來了深刻的心理變革。英國作家格蘭德(Sarah Grand)熱衷於騎行，她創造了「新女性」(New Woman)這一影響深遠的概念，並將自行車視為新女性形象不可缺少的標誌。在她看來，騎行的女性是一種宣言：我不需要被攙扶，我不需要被護送，我自己就可以到達任何地方。

自行車與女性參政運動

自行車的影響遠遠不止於服裝改革和心理解放。它在物質層面上也直接支持了女性參政運動的開展。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爭取女性選舉權的運動(Suffrage Movement)在西歐和北美如火如荼。組織者們需要在城市之間傳遞信息、散發傳單、召集集會。自行車成了她們最得力的工具。

    十九世紀末方便女性騎自行車的特製內衣褲廣告。圖源：美國費城報紙Ladies'Home Journal一八九六年七月出版。

美國女權活動家倫敦德利(Annie Londonderry)於1894年騎行環遊世界，一路宣傳女性獨立的理念，成為當時轟動一時的新聞人物。她的行動本身就是一則無聲的宣言：女性可以獨自上路，可以闖蕩世界，可以做一切曾被認為只屬於男性的事情。

在英國，女權活動家們騎著自行車穿越鄉村，把選舉權請願書送到偏遠小鎮。自行車讓運動突破了階級和地域的限制，讓更多普通女性加入進來。正如歷史學家沙利文(Susan Shaw)所描述的那樣，自行車無疑是那個年代女權運動的「移動基礎設施」。

螳臂擋車

並非所有人都樂見這一幕。教會警告說，騎自行車會損害女性的道德；一些醫生則煞有介事地聲稱，騎行會危害女性的生育能力，還會引發所謂的「自行車臉」(bicycle face)：由於過度用力和緊張專注導致的永久性面部扭曲。這些說法今天看來很可笑，但在當時，它們是被認真提出、嚴肅討論的「警告」，其背後是整個社會對女性獨立意識抬頭的深切恐慌。

但這些警告阻止不了歷史的車輪向前推進。女性運動的成果最終寫進了歷史：英國、加拿大和美國等國家先後於20世紀20年代前後通過相關法案，賦予女性投票權。

汽車時代的抗爭和代價

20世紀中期開始，汽車在很多國家逐漸普及，並取代自行車成為現代社會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誰有資格駕駛」這個問題，再度成為性別權力角逐的領域。在許多文化中，副駕駛座被默認為女性的位置。這既是字面的意思，也有隱喻的意義。女性只能坐在一旁，由身邊的男性來決定方向、速度和目的地。「自由機器」換了一種形態，但權力的結構卻一脈相承。

在某些國家，甚至通過法律禁止女性駕車。女性出行必須完全依賴男性陪同，或者支付高昂費用僱用司機。這本身就是一種經濟上的額外懲罰，所針對的是女性的獨立意志。這場對出行自由的爭奪延續到了21世紀。直到2018年6月，世界上最後一個明文禁止女性駕車的國家沙特阿拉伯才解除女性駕車禁令。

禁令解除的那一天，許多沙特女性走向駕駛座，拍下了第一張握著方向盤的照片，傳遍全球社交媒體。那些照片裡的笑容，與一百多年前第一批騎上自行車的歐美女性的笑容，跨越了時空，卻傳遞著同一種情感：我終於可以自己決定去哪裡了。

自由從來都不是贈品。它是爭來的，甚至是用自由本身換來的。沙特女性獲得駕駛權的背後，是無數女權活動家長達數十年的奔走呼號，以及付出的沉重代價。哈薩努爾(Loujain al-Hathloul)是其中最著名的倡導者之一。她曾多次嘗試駕車進入沙特，因此遭到驅逐、拘留，在禁令解除前夕遭到逮捕，被關押近三年，並在獄中遭受了酷刑，直到2021年才得以假釋。另一位女權活動家阿爾沙利芙(Manal Al-Sharif)也曾因爭取女性駕駛權遭到關押，並被抹黑為妓女。

從行動自由到精神與社會自由

回顧這段漫長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一個規律：每當女性獲得了一種新的行動自由，她們隨即便會開始追求更廣泛的精神和社會自由。

這並非偶然。行動能力，是人類自主性最基礎的表達。當一個人可以決定自己去哪裡，她就在練習一種最原始的自我意志。而這種意志，一旦被喚醒，便很難被重新關回去。騎上自行車的維多利亞時代女性開始追問選舉權；拿到駕照的20世紀女性開始追問職場平等；而今天，當我們談論女性在公共空間的安全、城市規劃中的性別視角、交通系統的可及性，本質上，我們仍然在談論同一件事：女性有沒有權利，自由地抵達她們想去的地方。

對自由的爭取仍在繼續

今天，全球仍有數以億計的女性，因為各種有形和無形的障礙，在出行自由方面受到很多束縛。在一些國家，女性獨自騎摩托車或搭乘公共交通仍面臨騷擾和危險，女孩從小便被告知：「外面不安全，你最好待在家裡」。在一些城市，街道和公共交通的規劃從未將女性的安全感納入考量。在中國，儘管所有數據都表明男性駕駛者造成交通事故的機率以及數量和嚴重程度都遠高於女性，「女司機」卻自動成為一個貶義詞。這些束縛和偏見，與一百多年前那些層層疊疊的裙擺，本質上是同一種東西。

3月8日，當我們紀念國際婦女節時，或許可以想起那些第一次蹬上自行車腳踏板的女性，想起她們在風中睜大的眼睛，想起她們在不被允許的道路上，留下的兩道深深的車輪印。那是自由最早的痕跡。而我們，仍在沿著那條路，繼續逆風騎行。

    曾因爭取女性駕駛權而遭到關押的沙特女權活動家阿爾沙利芙在女性禁駕令取消後坐在駕駛座打出勝利的手勢(圖源：PBS新聞截圖)